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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超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不设硬指标

时间:2018-09-19 11:21:42 来源:互联网 阅读:2次

经济学家厉以宁20日在中国保险学会举行的“保险强国之路”学术会议上表示,超高速的增长从来不是经济的规律性现象,一个国家要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。

经济学家厉以宁20日在中国保险学会举行的“保险强国之路”学术会议上表示,超高速的增长从来不是经济的规律性现象,一个国家要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。我国曾有较高速的增长,但付出了资源加快枯竭、生态破坏、产能过剩、低效率等代价,错失了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机会。经济发展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。在新常态问题上,不应再给经济增长率规定硬性指标。 他认为,目前中国农村建房、家庭保姆的工资收入、农民的副业收入、个体工商户收入和民营经济的贡献等因素都未准确计入GDP。从城乡调查的情况看,未来农业保险将大有前途。同时,与养老产业、旅游业有关的保险也将迎来发展机会,新常态正是保险业大有发展的时期。

----------- 中国经济“新常态”再解读 [除了增速放缓这一表面现象之外,新常态还要从两个结构性方面来解读。中国向消费转型及产业结构升级] “一百个读者,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”,以此形容中国经济“新常态”(Newnormal)的百家解读再贴切不过。而作为亚洲开发银行(下称“亚开行”)的首位华裔首席经济学家,魏尚进也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各个变量入手,深入独到地解读了“新常态”下的中国增长潜能。 “消除或降低要素市场错配可为全要素生产率(TFP)在未来几年内创造30%的上升空间,这就能抵消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副作用。当前TFP在GDP增速中仅占1%~2%,因此如果配套改革顺利推进,接下来十年的平均增速达7%也是完全可能的。”魏尚进在接受《财经》专访时表示。 值得注意的是,魏尚进特别指出了性别失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,这在以往鲜有提及。他表示,在性别失衡较严重的地区,父母往往愿意更加努力工作,希望通过相对财富来提高孩子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,且这种地区也会有更多人愿意冒险创业,谋求更大回报,这就变相推动了GDP增长。“性别失衡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对中国GDP增长率贡献了约两个百分点,但这一增长率并不会为社会整体带来幸福感,因此不应该以促进GDP增长而放任性别失衡。”魏尚进引用了他与张晓波合作的研究后指出。 具体而言,适龄劳动人口、性别比、TFP和投资效率等都是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变量,而在判断实际GDP增速前分析一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。因为是否要对经济进行刺激取决于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关系。如果实际增长率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则需要紧缩,反之可能需要刺激。 此外,美国正式挥别历时六年的量化宽松(QE),加息时点也牵动着各方神经。魏尚进称:“中国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(FDI)为主,因此加息不会对中国产生太大冲击。”他进一步解释道,“若一国以海外银行借款(热钱)为主,美国加息会造成资本外流,将对其产生较大冲击,这主要由于热钱对利率变化反应很快,相比之下FDI看中的是长期收益,流动性较弱。” 解读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财经:全世界都在解读中国经济的“新常态”,除了经济增速放缓之外,你对中国的“新常态”有何解读? 魏尚进:除了增速放缓这一表面现象之外,新常态还要从两个结构性方面来解读。一是中国向消费转型,这也主要由于国际市场疲软,外界不愿意看到中国长期保持顺差,而是希望中国扩大内需、间接来带动全球增长。 此外,“新常态”还涉及到产业结构升级。在过去的20~30年中,中国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廉价劳动力上。然而当前人民币升值,以人民币计价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幅上升,再考虑人民币对美元、日元、欧元等货币的上升趋势,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是不言自明。例如,同印度相比,中国近几年以美元计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一倍以上,而印度的卢比对美元反而贬值。显然,中国必须推动产能结构的变化,否则企业难以生存,但创新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大,这也对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。 :危机后,IMF不断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,今年年会期间,IMF解释说其理由在于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。就中国而言,IMF认为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.4%和7.1%,而亚开行判断中国2014年GDP增速为7.5%,2015年GDP增速为7.4%。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? 魏尚进: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有两大因素:一是长期结构性的基本面因素(人口、资本储蓄投资、生产力等);二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(如欧洲经济疲软等)。要谈潜在增长率需要将周期性因素剔除。 由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,需求要看全球的需求而非只由本国主宰,但供给只能是由本国产出,因此供给性的因素比需求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更为重要,而其中人口对生产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退,适龄劳动人口的数从2012年起约每年下降0.3%,而从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到GDP增长率需要乘一个系数0.6。如果只考虑这个因素的话,GDP增速每年会下降0.18个百分点,十年之后就是1.8个百分点。按照当前对今年经济增速7.5%的判断,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只有5.7%左右。 :人口因素对潜在增速的影响是否存在可变空间? 魏尚进:延长退休年龄可部分抵消由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。当前中国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,相比之下退休年龄显得太早,这显然是浪费了很多人力资源。如果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的话,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一些。 此外,中国性别失衡与GDP增长也有很大联系,但这点较少谈及。当前,应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现象突出(现中国男女比例是1.15∶1),这从两方面影响了增长。,性别比失衡造成很多生男孩的父母工作努力程度更高,希望通过相对财富来提高孩子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,因此就更愿意加班加点,工作更努力些。这方面有证据支持。比如,张晓波教授和我共同研究发现,来到城市的农村人一年愿意工作天数的多少与两个因素相关:如果家里有一个未婚男孩,又加上其来自农村所在的县性别失衡特别严重,该人就会更愿意工作。第二,性别失衡会促进更多的人愿意承担风险,包括去创业做企业家,因为风险和收入是成正比的。上述两个渠道会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更高,张晓波教授与我的测算显示,性别失衡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对中国GDP增长率贡献了约两个百分点。 不过我需要指出:由性别的失衡提高的增长率并不一定是好事。更高的增长率并不一定是高质量的增长率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。之所以有额外的人愿意创业冒险、加班加点,其目的在于减少其子女或本人结不成婚的概率,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,有多少人加班加点,新增了多少企业家,并不会减少结不成婚的人数,因此这些人的额外冒险、加班加点从社会整体而言是无法达到目的的(sociallyinefficient),但对其个人而言别无他选,单方面地降低工作努力有可能降低自己或自己孩子的结婚概率。如果有一个选择,可以降低儿女结不成婚的概率,降低为孩子以后成家储蓄买房子的压力,同时也可以减少其工作时间,即使以GDP略降一些作为代价,多半人会同意这一选项。然而,尤其是在别人都努力工作的情况下,个人没法单方面减少工作时间或创业行为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,多出的两个百分点的确是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因素,但这一因素并不会为社会整体带来幸福感,因此不应该以促进GDP增长而放任性别失衡。作为亚开行的首席经济学家,我不会对成员国说,为了提高GDP的增长率你可以人为地制造性别失衡。 不过,既然性别失衡是中国的现实,我们要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出分析的话也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。即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后,新生婴儿的性别失衡的改善会有所加快,但这也只是降低失衡程度。这些人至少要在15~20年后才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,所以性别失衡在短期内不会改善,而在15~20年后可能将出现好转。这个因素在今后15年内也会一定程度上冲消由于适龄劳动人口降低而对GDP增速产生的负面作用。 除中国之外,性别失衡这一现象其实在印度、韩国以及如新加坡、中国台湾、香港等华裔较多的经济体也较为常见。不过,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区虽然也缺少新娘,但往往可从中国内地补充,这已是很大的突破。 此外,日本的出口不振仍是一大隐忧。日本战后经验表明,经济需要出口来提振,然而为何日元贬值如此严重,出口却不见起色?我认为,近年来日本经济和世界联动,跨国产业链越来越紧密,因此日本的出口还涉及到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,日本将上游生产的机器、原材料等转移到下游(尤其是中国)组装,而中国人民币的升值部分抵消了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的提振作用。 亚开行:微观、宏观齐头并进 :一般而言,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更多着眼于宏观经济,较少对政策有实质性推动。你上任后希望做何改变?今后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能范围是否将有所拓宽?是否将增加政策建议的选项? 魏尚进:首席经济学家拥有许多研究灵活性,我认为宏观和微观应该齐头并进,把握宏观趋势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很重要,而对微观的把握对一国结构性的、长期性的发展战略也不可或缺。我希望通过跨国比较来客观地做一些研究,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参考,扩大政策讨论时的选择余地,提高政策讨论质量。 值得一提的是,亚开行不乏微观结合宏观的案例。比如说,亚开行将在今后的8个月着力于一个教育制度的研究,即如何提高一个成员的教育质量、实现劳动力技术升级?如何将用人单位的需求和毕业生的技能更好地匹配?如何在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做出平衡?我们为此正开展深入研究

厉以宁超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不设硬指标

。这一项目在宏观上要和各国政府直接对话,微观上又与亚开行内部各种与教育相关的项目息息相关,亚开行已经计划到2020年前要大幅提升教育相关贷款在行内总贷款中的占比(当前仅为2%),并且通过采集数据让贷款流向为有效的项目。我们的数据包括各项历史数据、亚开行和世行等国际机构的教育项目回报率,此外我们还会通过家庭劳动力调查和就业调查来采集数据,中国也将被囊括其中。 :亚开行的两大份额国为美国和日本,你如何评价中国在亚开行内部的影响力? 魏尚进:亚开行有67个成员。除了美日之外,中国是第三大成员。中国是印度之后的第二大借款国。亚开行的董事会只有12位执行董事。多半的成员需要组成集体代表,而中国、美国与日本是仅有的拥有单个国家的执行董事席位,其余64个成员分享剩下的9个席位。所以中国的重要性不能低估。亚开行的重大决议都需要董事会通过,至今中国强烈反对的决议终仍然实行的案例我还没有听到过。 :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(AIIB)现已成立,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。据报道,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此前表示,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、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。这一表态是否属实? 魏尚进:这是误报,需要澄清。当时的招待会有录音,事后重听也证实亚开行行长没有讲过此话。行长的正式表态在亚开行的页上有。亚开行认为,,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很大,成立亚投行是可以理解的。第二,亚投行成立后,亚开行认为其应采用国际规则与实践(internationalbestpractices)。第三,亚开行在亚投行成立后会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(areasofmutualpriority)进行合作。(财经) (:DF127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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